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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医药中吸取营养，开拓新领域———在肾脏病中应用的体会

我国是文明古国，传统医药是我国文化历史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历代医家总结丰富的临床经验，著书立说，形成了独特的医药体系，在疾病治疗中自成规律，每每取得优异疗效。学习祖国医学，发扬传统医药的优势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对人类文明和世界医学作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从医48年，从对中医一无所知，到逐步学习了一些传统医学的基本理论诊疗知识，进而对传统医药的应用产生了浓厚兴趣。40年来的摸索，既有失败的痛苦，也有成功的喜悦。反复的实践使我认识到，我们不但要认真继承传统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更要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传统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人类医药道路上开拓新领域。

坎坷的起步，有益的教训

我是在1954年政府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之后开始自学中医的，一本《中医学概论》成了我的启蒙书。接着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等，这些经典著作，使我熟悉了中医的一些术语和名词。然而我既未拜名医为师，也不曾入学听课，完全是凭自学在啃。毋庸讳言，这只能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然而，也许由于年青，血气方刚，总觉得自己有可能在中西医结合上做点工作。当时正是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时候，我的专业是热带病，于是便萌发了从古籍中寻找治疗血吸虫病药物的念头。按西医的概念，“蛊胀”很可能就是血吸虫病肝硬化腹水的同义词。查阅了《外台秘要》、《巢源方》、《景岳全书》等古籍，从中抄录了数百条治疗蛊毒、臌胀病的方剂，排列出30味用得最频繁的中药，便开始进行动物筛选实验，用从中药店选购来的单味中药煎制的浓缩液灌服感染血吸虫病的动物。经过1年多的努力，居然找到了一种中药“藜芦”，能对肠系膜血管中的血吸虫成虫产生抑制作用。从小鼠、家兔到大动物实验，都证实藜芦能破坏成虫的生殖系统，抑制排卵，动物大便可以转阴。在那个年代，人们都苦于治疗血吸虫病的主要药物三价锑的严重毒性，发现一种口服能对血吸虫病有效的中药无疑是一项十分令人振奋的事情。各级组织都十分关注，要求迅速进行临床验证。在进行了初步毒理学实验，证实对重要脏器无明显毒性之后，便投入了临床观察。首批48例治疗，一切顺利，但大便转阴率只达到70%，远期观察有复发；接着是加大剂量进行第二批治疗，结果发现藜芦对视神经有毒性，治疗停顿下来，改而研究解毒的方法。这一工作前后迁延达6年之久，终未能达到临床应用的要求。

60年代初期，随着口服治疗血吸虫病西药的问世，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研究工作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很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藜芦的生药学时，发现全国各地所出售的“藜芦”事实上都是“萱草根”（野生的金针菜），与藜芦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整个研究工作并不是“藜芦治疗血吸虫病”，而只是“萱草根治疗血吸虫病”，这意味着这项研究工作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传统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本草纲目》上并没有记载“萱草根”有治疗臌胀病的可能性。历史开的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虽然让人感到沮丧，但却使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开始认识到简单的“对号入座”，“中西参照”，只能让人误入歧途，目前国内外仍很盛行的筛选传统药物的方法，只能是碰运气，而不是真正的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

从传统中得到借鉴、启发

    出师不利，劳而无功，并没有让我失去对传统医药的兴趣，我开始利用工作中余暇去跟老中医看门诊，看他们怎么辩证施治，怎样临症处方。通过这种“剽学”方法，我也慢慢学会处方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对中医的“四诊八纲”“理法方药”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文革的冲击使我对传统医药的认识又深入一步。在下放劳动的日子里，我学会了识别300多种中草药，扛着锄头上山挖草药，一根针、一把草居然也解决了许多农民兄弟的病痛。单味“鸭跖草”煎汤治感冒，“徐长卿”治胃病，有效，但道理并不明了。就在这种与草药打交道的日子里，我第一次知道“雷公藤”，这是一味未列入《本草纲目》的草药。闽、皖一带常用此泡酒或煎汤治疗关节痛，以后发展到用此治疗某些渗出性皮肤病变，被认为是一种验方，但又以有毒著称。在民间其枝叶常被用作农药杀虫，别名断肠草、菜虫药，据说有肝肾疾患者忌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发现一位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在服用雷公藤时蛋白尿也随之消失，这些现象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收集有关雷公藤的一些资料，走访服过雷公藤的病例，观察他们的病情，我终于相信雷公藤是一种对免疫性疾患可能有效的草药。肾炎和关节炎都是免疫性疾患，雷公藤对关节炎有效，也可能对肾炎有效，应该进行探索。

    接受10年前的教训，我对药物可能存在的毒性及其有毒的部位，泡制方法对毒性的影响的问题，作了详尽的了解。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经过动物实验的验证，我终于在1977年首次用雷公藤根茎煎剂成功地治疗了慢性肾炎。沿着从传统医药嫁接过来的这条途径，我们对雷公藤的免疫药理、毒理、治疗肾炎的机制、疗效、副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在肾脏病的治疗学中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雷公藤二萜类已被证明是一种新型的免疫制剂，具有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相似的效应，但机制却不同，也没有激素的副作用。对白细胞介素-2的影响与环孢霉素相似，但作用点却完全不同。它优于其他免疫抑制药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T细胞的作用有明显的选择性，而且主要是对活化的T细胞有效应。这一新型的免疫抑制药不但对某些类型慢性肾炎有效，而且对狼疮性肾炎、紫癜性肾炎、自身免疫疾患都有明显的效果。近来更证实有明显的抑制脏器移植排斥反应的作用，在临床应用上有广泛的前途，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重视。

    雷公藤研究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仍给我们指出发掘传统医药宝库的一种途径或方法，从临床验方（单方）中进行摸索，移花接木，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不失是一种可行的途径。

领悟一种疗法的实质，去粗取精

    雷公藤研究的成功，鼓励了我们应用和发掘祖国医药宝库的信心。慢性肾功能衰竭是许多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最终结局，现代医学的唯一对策是在终末期病例（尿毒症）进行替代疗法（透析疗法或肾移植），其费用及医疗设施的昂贵即使在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无法负担。然而，如何使这些慢性病例延缓病程或停止其向终末期发展，在现代医学中是一个难题，也是热门课题。尽管目前对这一问题特别是病变进展的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未提供有效的对策。对于我国数十万慢性肾衰病例，这更是一个十分迫切、急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医学对尿毒症的治疗常常使用含大黄的方剂，虽然只有一部分病例有效，但也确有肾功能严重减退，仍能长期存活病例，因此在70年代就曾有人试用含大黄的方剂灌肠治尿毒症。大黄传统中属于攻下药，以其泻下作用著称。用大黄灌肠的确可以泻水分、消水肿，但久用必然带来体质消耗，营养不良，病情反而加重，因此这一方法在一度盛行后便不再提倡。不言而喻，如果仅仅依靠泻下作用，大黄在慢性肾衰的治疗中充其量只是一种症状治疗，不可能延缓慢性肾衰的进展。按照现代医学的最新观点，慢性肾衰发病机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残余肾单位的过度代偿，在功能上表现为血流动力学的亢进，在形态上表现为残余肾单位的肥大。大黄如果能延缓慢性肾衰的进展，从理论上讲，应该能影响残余肾单位的代偿。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首先从体外细胞着手，进行探索，发现大黄提取物能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和肾小管细胞的肥大和增殖（RNA和DNA的合成），作用十分明显。慢性肾衰动物模型又进一步证实了大黄抑制残余肾肥大的作用，脏器离体灌注证明肾组织细胞的耗氧量，能量代谢明显下降。事实证明，大黄确有抑制残余肾单位过度代偿的作用，实验动物存活时间延长，存活率增加。之后将近10年的长期临床观察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慢性肾衰的进展可以因大黄治疗而延缓，这一临床及实验成果在国内外得到了推广。最近的研究更证实大黄不仅对细胞的增生和肥大有抑制，而且对细胞外基质（如纤维连接蛋白）的产生也有抑制作用。它的作用集中地表现在对细胞的代谢，从而阻断细胞生长的周期，进而影响各种相关细胞因子及生长因子。

    从细胞及分子水平的研究资料中，我们感受到传统医药中大黄的“攻下”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泻下作用，也许包括了更广泛的“抑制”这一含义。在大黄的提取物中，我们应用的组分主要是蒽醌，国外某些学者虽然也曾研究大黄的作用，但其应用的组分是鞣质，排除了蒽醌，结果完全不同。这一事实也使我们体会到，任何一味植物药，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复方。在传统医药的研究中，药材即使选对了，而具体成分未选对，仍然不能揭露事物的本质，这就更增加了传统医药研究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大黄研究的成果使我们在发掘传统医药宝库的认识和理论上又迈进了一步。鉴于传统医学记载有“麻黄平喘”，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找到了麻黄素，并阐明其作用机理。这一实例虽然给人很深的印象，但这种能直接从传统医药转译到现代医学的情况可能是非常个别的。传统医学是经验医学，大量经验的积累构成了宝贵的财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时，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甚而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可以误传、误解，后人并没有正确了解其原意。因此，如果没有实践经验，单纯从古籍字面去理解，不可避免地产生偏差。大黄抑制细胞代谢的作用从广义上讲也可理解为一种“攻”（压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因此，对中医的理法方药应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这还必须从实践中去领悟。

举一反三，再上一层楼

过对大黄“攻下”作用实质的阐明，我对补养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历来补养药有补气、助血、补阳、养阴之分，它们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补阳的作用点在哪里？养阴的实质又是什么？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思维在我心中升起。“攻下”药大黄能抑制细胞增殖，补益之剂是否能促进细胞生长？我们曾经观察过冬虫夏草的药效，发现动物服用虫草后，其睾酮水平不仅未提高，反而下降。它的助阳作用显然不是直接地刺激性腺，那么它治疗阳痿遗精作用点又在哪里？中医有所谓“少火益气，壮火食气”之说，是否虫草助阳并非兴奋其功能，促进其消耗，而是着眼于增强细胞的贮备。这些都促使我去观察虫草对细胞生长的影响，结果十分令人兴奋，虫草能非常明显地促进肾小管上皮细胞的生长，其作用与大黄截然相反。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急性肾衰防治”的研究课题，近代观点认为急性肾衰（急性肾小管坏死）治疗的重点在于促进肾小管上皮细胞的再生，然而当前尚没有能供临床应用的治疗手段。虫草在这方面的特长是否有可能改善急性肾功能衰竭的治疗效果？我们进行了各种急性肾衰动物模型的实验，包括庆大霉素、环孢霉素等药物中毒模型，或是缺血性模型，结果都显示了虫草独特的促进肾小管上皮细胞恢复的效应，能减轻肾脏损害的程度，改善预后。细胞及分子水平的研究工作证实它同样作用在细胞的代谢上，能增加表皮细胞生长因子（EGF）及其他生长因子的表达，促进细胞的再生。在前瞻性临床观察中也证明虫草能明显地减少急性肾衰的死亡率，缩短少尿期的时间，从而在急性肾衰的治疗上开创了一条新路。

发人深思的是大黄蒽醌的作用机制恰好与虫草相反，一个是抑制细胞生长，一个是促进（兴奋）细胞生长，而在传统的认识上它们正好是一“攻”一“补”。也正是在大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揭示了虫草作用的这一新特点，发掘了它在临床治疗上的一个新领域。

体会与期望

传统医药必须不断地向前发展，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这是历史赋予的重任，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是发展传统医药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能是需要从多方面、多条途径去进行努力，从基础到临床，从理论到实践，从各个学科去一点一滴实践和积累。简单地中西参照、对号入座；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单纯地重复，墨守成规；盲目地进行筛选方剂和药物，显然都不是正确的方式和途径。要继承传统医药，必须懂得中医的基本理论，有共同语言。但又要认识到传统医药是千百年临床经验的积累，只有从临床实践中去领悟、体验这些理论与概念，才能进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去深入地阐明和发掘。我觉得紧密地围绕临床，从临床实践中去验证、发展，可能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归纳40年来我在学习传统医药中的所得是：抓住传统医药确切有效的疗法、药物，逐项深入探讨。领悟延伸中医的理论，采取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去进行验证，阐明其机理，不时地取得一些新体会，开辟一条新领域，丰富现代医学的内容。当然，个人的一得只能是沧海一粟，仅仅涉及到祖国医学宝库的一个角落，也只是发掘传统医药学中的一种途径和尝试。不过我相信，从各个学科一点一滴地去做，从点到面，只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势必会促进整个传统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使传统医学在人类医学道路上开拓新领域，作出新贡献。
黎磊石 1926年10月26日出生。内科学专家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肾病研究所教授、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黎磊石